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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景波‖生活化的捕捉让人迷恋——读崔晓琳的小说
    时间:2018年05月31日   作者:袁景波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次    【字体: 】    

    生活化的捕捉让人迷恋

    ——读崔晓琳的小说

    袁景波

     

    我是在《梵净山周末》上读到那篇《母亲的大摆裙》,才关注到崔晓琳的。对她的认识,也是几年前在沿河的一次笔会上。远远地看到她坐在后排,双手托住下巴,似听非听的样子,两只手,一会儿弄弄纸杯,一会儿修修指甲,没有停歇,一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而下午,她就不见了。当然,这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认识,之后的会面也就是打个招呼。

    真正对她文字的迷恋,是看到她写的小说以后。

    2014年,见到她的第一篇小说《我曾给你写过信》。开篇,我就被她的东一街给迷住了。自此,我发现东一街就成了她后来系列小说的基本场境,当然还有裁缝店、菜场、饭局、酒席和大众电影等元素。那个东一街,也就成了我对她小说期待的切口。

    在江边生活过的人,都有一条熟知的河街,每年涨水都会演绎同样的情景,紧张,潮湿,杂乱而有序。可是,没有人能像崔晓琳那样,描摹得如此生动,到位,让人过瘾,以至于她的第一篇小说,进入得过于缓慢而冗长。但是,我恰恰记住的,是这值得反复咀嚼的缓慢和冗长,我是把她与《母亲的大摆裙》一样,当作散文来读,后边的爱情故事也因东一街的精彩而不重要了。

    然而,在后来她的小说中,我从对场境的迷恋不知不觉地渐渐转入对人情世故这种世俗的迷恋。或许,我这才意识到,这是小说,这才是小说,这才是崔晓琳的小说。

     

    在我看来,小说原本就是属于市井的,世俗的。《金瓶梅》就是最好的范本和经典。市井,不比乡村,难于诗化,也不比官场,不可能宏大,他有的只是鸡零狗碎。面对这样的庸常,写出烟火气,易,写出深度就难。曹雪芹以雅写雅,成为圣手,兰陵笑笑生以雅写俗,就更了不起,我以为这正是《金瓶梅》高于《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可是这样的经典,在今天,谁都没有资格拿来作为参照。我倒是想起了一个人,贵阳的何文,以俗写俗,相当生动,我是已经相当佩服的了。但读了崔晓琳的小说,我总觉得要技高一筹,雅中有俗,俗中见雅,亦如王羲之书兰亭序,书家和百姓都非常喜欢。

    很多时候,我在读崔晓琳的小说时,不自觉地会停下来想想,她的小说何以让我迷恋?是场境,还是人物,是语言,还是结构,是人情关系,还是命运关注,是生活哲学还是人性思考。似乎是,似乎又不全是,试想,一篇成功的小说,又何不是这些呢。显然,每一篇小说每一个作者的成功之处,一定是他独特的表达方式以及他要表达领域的深度。因此,在我回望崔晓琳的小说时,我无意间发现了我在两年前她那篇《我不想承认天总是会黑》上的眉批:“生活化的捕捉让我迷恋”,直觉告诉我,生活化的捕捉,是我迷恋崔晓琳小说的成因,我想也是我揭开崔晓琳小说的成功之密匙。

     

    每一位作家,都有一块他熟悉的土地或领域,熟悉经营的程度和耕耘挖掘的深度,决定了他作品的品质和高度。不管一个人的天资怎样,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勤奋和用心,总会有收获。对地域的表达,我以为小说是最好的载体。如果过早地逃离,那只能是回忆,至多也只能是散文,回味是散文的强项。而诗歌,我总认为是即兴的,哪怕是对往日的感怀,就像书法里的草书,总是随性而为的,是经营不出来的。记得一位英国作家说“我写我不了解生活的时候,我其实不是在写小说,我是在写童话”,小说一定是生长于他熟知的地域。

    崔晓琳所处的东一街,是她的生长之地,父辈早已完成了从向阳坡到东一街,会做大摆裙的母亲成了有文化的象征。毫无疑问,崔晓琳从小所接受的教育肯定有别于东一街其他女人们的孩子,她母亲略高于菜场的裁缝店,为她观察生活提供了难得的平台,形形色色的信息交流,使得她从小就耳濡目染,家庭合适的地位,使她懂得世故而不一定世故,养成了合适的观察视角,既能跳出来观望而又能身在其中,绝无居高临下,对生活的底层仍然有切肤之感。这就使得她对东一街的体察细致如微,对生活化的世俗空间的把握游刃有余。

    在她的笔下,东一街着实让人着迷。“小城被乌江一剖两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好像两闺蜜时间长了,心里有了隔阂,即使朝夕对望,心里也暗生狠劲”。在东一街,“女人最大的功能不是煮饭烧菜带孩子,是窥探”。“连续的几场暴雨导致河水暴涨,男人们袖手旁观,作毫无结果的判断,女人们是务实的,吆喝着孩子们分工,进行河岸人家每年的必修课程”。东一街凭借良好的地理优势,扮演角色是接纳与施予,而另一方是要寄人篱下,就有些谦卑和无奈。

    在东一街,菜场和酒席,也是必不可少的。“东一街的菜场不到中午一点,就冷清得要命,一入冬就像给孩子翻出的衣裳,终归还是短了,连时辰也失去了清晰的模样,从早到晚都是灰蒙蒙的,那种灰,表明了是种态度,累了一年,末了,就想耍耍性子,睡一季囫囵觉”。“打牌的都也散去,一条街又露出了办酒席的模样,靠墙的案板上残留着菜叶,临时砌的土灶坐着蒸笼,大铝锅里的碗盘一夜的交心,贴心贴肺,正难舍难分,桌凳横七竖八,几个情投意合的正合围聊天”。

    当然,还有赶转转场的集市,年轻人还有诸如同学会的饭局和生意幽会的咖啡厅。“集市到了尾声,街上的陆续朝码头走去,仅有的交易显得仓促和敷衍。所剩的货物像出嫁女子,哪怕上错花轿嫁错郎,横竖也不愿再回头,狠心降低身价,了结一桩薄缘”。“暖场的话最适合七分热,少一分显尴尬,多一分又觉生硬、做作。窗户上垂着红色的线帘,沙发是浓稠的墨绿,化不开,又松软得厉害,太容易削弱人的意志,让人妥协和放任了”。

    东一街的冷暖就在这样生活化的场境上演。

    生活化的世俗空间着实让人着迷。

     

    对我而言,我始终以为小说之难难在结构,故事的推进方式,人物关系的设置,叙事线索安排,极需要智慧。她就像植物的种子,要想长成大树,结出果子,播下之后得自由地生长,得经受风霜雨雪,半路上也有可能夭折,但也有可能像珙桐一样,五六年都还没有发芽。但不能总是施化肥或是玩嫁接,这样的东西,要么不顺畅,要么不地道。

    崔晓琳最初的几篇小说,比如《我曾给你写过信》《距离》《0.7米》《你不知道的事》,包括《我不想承认天总是会黑》,结构的把握,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多多少少还有点琼瑶式的影响,后来的《金手镯》《转身》《如果就此老去》《爱是没法忘记》,包括较早的《老陈的暮年》,都是比较成熟和完好的。但在我读来,前后的篇章,结构的成熟与否并没影响她的小说叙事完成,故事的推进依然顺畅。作家赵瑜说这是因为她有较好的情商,这点,我完全赞同。除此之外,我觉得靠的是崔晓琳有一个了然于心的生活关系和娴熟机智的语言能力。你看她笔下的人物关系,婆媳、父女、母子、兄妹、姑嫂,原配与暗恋,远亲与近邻,同学与同事,处理得那样的生动与和谐,每个角色之间的分寸拿捏得那样准确,又是那样的耐人寻味。在处理世俗的和生活化了的人物关系上,崔晓琳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游刃有余的表现力。我想,这与她长期生活的环境有关,从小到大一直没有离开。但她一直置身其中却并不麻木,融入的同时,对生活的场景和身边的人物,依然保持作家的敏感和敏锐。“乐意成为她们躲在暗角的听众,乐意在心里暗自去判断是非,去延伸事态发展的可能,并且在之后也不遗余力的想去核实自己的预测能力”。显然,这是她长期坚持读书和写作而获得的作家素养,可叹可佩!

    生活化的世俗关系构筑让人信服!

    崔晓琳的笔下,对男人着墨不多,很多还没出场,就被她淹没在乌江河里了,尚存的,无外乎憨厚和清高两类,单从他们的名字就知道了,一类是老陈、蛮子、黑牛,一类是清平、清远、君木,一类是用来过日子,一类是用来想像、仰望和等候。

    她着墨稍多的是后一类,如,天明身为男性的质感特别强,“单眼皮、高鼻梁,皮肤略黑,唇边的胡须浓黑整齐,茂密和卷曲的汗毛连成一片丛林,散发着坚毅而性感的气息,像匹六月草原的野马”。还是学生的君木,“五官坚毅,身材挺拔,牛仔衣黑衬衫,独来独往,耍酷摆谱,胡须茁壮茂密,已经透出男人味了”。小雨的父亲,“是独立的、是居高临下的,聪明,有气质,穿军装,会写字,能歌善舞,就像一种家中的摆设,为这个家蒙上一层别样的光环”。

    尽管写得简洁到位,但难免有女人心目中概念化的“男神”。可令人惊喜的是,由此引发的女性世界,光怪陆离,多姿多彩。相对于男性,女性才是崔晓琳小说的主体。有的是发小,有的是闺蜜,有的是婆媳,有的是母女,有的是情敌,蛮婆,桂珍,陈姨,宛茹、筱唯,钱红,就是这一串名字就值得反复品味。

    女人和男人之间的故事,无非是坚守和等待,逃离和背叛,但女人与女人之间的故事就不好判断,要复杂得多,不过生活化的女性世界,都离不开一词:较劲!

    崔晓琳笔下的各种各样的女性关系,都可以说由此展开。要强、窥探、背后的说三道四和小肚鸡肠,似乎是女性的天性。

    《我曾给你写过信》中,母亲爱读书,会裁缝,能照着《大众电影》上的三口百惠做裙子,让东一街的女人信服。涨水时,对西岸好友丽芬娘的接纳十分得体,即使是这样,丽芬娘面对我们小孩还得毫不含糊地说明不得不搬的理由,对此,丽芬娘的女儿红红却弄出大大的动静,有种隐约的共谋在空气里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红红与同学田棉的较量也就自然而然,高考的较量之后,因一封投递错误的信而发生的故事,正是由同学间的倾慕和妒嫉埋下的伏笔,窥探,在这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转身》里的蛮婆和桂珍是发小,“蛮婆虽没桂珍好看、讲究,却脾性不错,亲近得人”,从一开始就较起劲来。她们一同从向阳坡嫁到东一街,一个平常,一个漂亮,各自的丈夫同被乌江吞没成为寡妇,不同的是一个找到了尸体,一个是不见人影,同样的命运,同样的坚守,同样的选择与命运抗争,蛮婆育二男一女,一直在菜场摆摊撑起家用,而桂珍只能守住傻子,无奈做起了寿衣。与蛮婆一起在菜场的王麻子和相知细脚,相继离世,最后桂珍先她而去,留下给蛮婆的寿衣,针脚是那样的细密。

    《金手镯》里的婆媳关系,正如那句俗语“媳妇熬成婆”。

    婆婆的婆婆是个寡妇,整天守着一罐浓黑的药汤,眼睛落到药汤里,看不到表情,一直在作对抗的也许是那一碗药汤,三十岁就开始守寡,一个人撑顶门户,带大孩子,在东一街她比任何一个女人都值得被另一个叫做媳妇的女人去尊重。婆婆是寻着依靠来的,却被人理所当然地用来依靠。婆婆经历的结果,是以以善待善的方式在新一代媳妇身上得到了逆转。

    我始终认为,中国传统的妇道,是值得讴歌的。“人们习惯了门当户对,这样的婚姻是被祝福的”。无论是《转身》中老一辈的蛮婆和桂珍,还是年轻一辈《距离》的筱唯,《我曾给你写过信》中的田棉,都给我以震撼的力量。

    在崔晓琳的笔下,女人的某些特质,似乎是可以遗传的,世故,媚俗,好打扮,耐不住寂寞,都有一个心目中的男神:英俊,高大,有大学文凭,有文艺气质。由此而带来的暗恋、私奔和离异,似乎也不同程度的得以传承。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才子佳人的理想,东一街的女人更是对此深信不疑,以至生活窘境和人生悲剧不断上演。有人为此选择复仇,有人为此选择坚守,有人为此选择等待,有人为此选择隐忍,人性的力量直指人心,扣人心弦。唯一难以割舍的情感是父女,无论生活的境况怎么变化,女儿对父亲的情感总是不弃不离。

    生活的距离就是如此奇妙,“有时距离是壳,它在一个有效的范围内给你提供寄养”。适当的距离,让人淡忘,更让人亲近。

    生活化的女性世界如此让人迷恋。

     

    语言,是我阅读一个作家作品的基本门坎,当然也是一个作家必备的基本功。而每一个成功的作家,一定会有一种属于他自己的独特语言。我喜欢崔晓琳的语言,是那样的机智、聪慧和纯朴,又是那样的细腻、温婉和惯常。而这样的机智,不同于钱锺书的《围城》,也不同于阿来的《尘埃落定》,她比他们更纯朴。但这样的纯朴,又不同于沈从文,没有《边城》那么纯净,她里边蕴藏着质朴。但这样的质朴,又不同于戴明贤的《一个人的安顺》,没有那么多文人气。这样比较,一点不会影响我对她语言的倾慕,因为,崔晓琳的机智和纯朴,完全是生活化了的,市井化了的,烟火气中含有芬芳,世俗化的叙事中透出丰厚的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因为这样的文字,离我们更近,使人更能理解和体悟。在我们司空见惯的场境中,常常有神来之笔,就不得使人联想起钱锺书和阿来。况且,崔晓琳完全是靠她生活化的语言构筑能力来推进小说的进程,这是我不得不佩服她独特的语言天赋。

    在她的笔下,中年女性的生活尤为丰富。到了中年的女子,有了棉性,不急不躁。非得穿得艳点才能提亮一点肤色,才能压一压那已经由内而外的疲惫和仓皇。虚荣,正如布料一般,做面子的绸缎终究无法给予贴身的安慰。人一但有了华丽的面子,就生怕去掀开看破到那卑微、平贱的里子。女人的友谊更适合建立在同病相怜、心心相惜之上。同龄、同境的人给予的体恤才能深入骨髓。人际关系靠啥最能维系,不是你的人品,不是你的能力,也不是感情,而是利益。家庭矛盾的走向大都取决于家里女人的态度。女人若是想用姿色换取某种价值,你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在熟男那儿女人就只两分种,无关漂亮,只取决于年轻、媚态,唯有媚才会让人觉得有机可施。女人示起弱来,最是惹人怜爱,再弱的男人都能变得强大。鱼的美是需要独立自由的,哪怕身陷囹圄,它也需要一层透明而坚硬的距离。这种感觉像是淋浴,要想有一个温暖而舒适的温度和近于按摩的力量应得有一个缓冲。

    这样的生活哲学和人生经验,值得回味。

     

    崔晓琳的机敏,在于她擅长比拟,人以物比,物以人拟的妙笔,俯首即是,又与她所描绘的场境融为一体,因而使小说的推进就显得轻松、流畅而不乏丰富和质感。对处于逆境而落魄的女子和饱经世事沧桑即将走到人生终点的老人的描摹相当到位,让人在体悟人生冷暖和悲苦的同时,获得震撼和力量。

    《我不想承认天总是会黑》中的钱红,声音随时携带着盾牌,抵御冷漠和中伤,也抵御怜悯和同情。镜子里女人瘦小、干瘪,那条洁白的大摆裙被收敛了原有的的风姿,委屈得要自暴自弃。这件嫁衣明明是量身定做的,怎么那么大呢?领口、袖洞、腰身一点也不妥帖,那原本带着汁液的饱满,仿佛是跟清远一起失踪了。软绵绵的皮尺温柔地缠上来,从腰间轻轻一揽,再游上肩头、跌至胯间,最后落在刘姨的小本上。伤口之所以无法愈合,不是无药可治,而是老有人在伤口上撒盐。如果死心踏地地过日子,这样的怀抱其实也足够温暖。

    对老人生活,崔晓琳写出了少有的与她年龄不应有的体悟和深度。对于《老陈的暮年》,爱情是啥?它应该就是蜜水嚼尽,吐出来的一堆甘蔗渣末。而对于《转身》中的蛮婆,人活一辈子,最大的企图和妄想也许只是健在,可当这种健在被当成礼遇,被当成告慰时,就突然觉得已到了穷途末路。从姑娘到女人,从媳妇到寡妇,从老去到彻底老去,只需一瞬,再也无法回头。儿孙们要的是脸面,越是寒门,越是害怕被人当着吃肉吸血嚼骨的没良心。面对桂珍缝制的老衣,她一件件地拿起来,凑在灯下,细细地看,那颜色搭配得真好,针脚也匀称细密。从未与桂珍亲近过,但她却没来由地相信,桂珍在给她绣制这些老衣时,一定会把一些旧事缠绕在那丝线里,也一定会有些唯有她俩才明白的苦痛、伤悲,在穿过针孔和雪白的真丝后终于抵达她胸口,完成一场姗姗来迟的相知相惜。

    《如果就此老去》中,一个人如果想要离开,他会走得有多无情、决绝,而一个人如果执意要等候,又有多么无畏和疯狂。在爱情和婚姻里,母亲就像勇士,手上没有一件武器,完全是赤身肉搏。母亲始终以为,谁会跟他过一辈子,等他老了,谁会理他,男人到头来需要的只是被照顾。总有一天,他老了,除了坏脾气,啥也没有时,他就回来了,他肯定回来,他也只能回来了。

    这样的用一生的等待,是否值得讴歌和景仰,作为现代人是无法理解的,但我觉得他是一种应有的力量的存在。

    生活化的人生哲理捉摸不定,让人深思。

     

    可是,我相信,生活化的世俗,还得符合生活化的逻辑。这正考验着作者的处理能力,比如崔晓琳的《我不想承认天总是会黑》,最后使一个精彩的故事变成了复仇,这肯定符合生活的逻辑,但我觉得这样结尾严重消解了她作为文学的价值和力量。而非常具有文学价值和人性力量的《爱是没法忘记》,相依为命的姐弟,面对父亲的逃离和母亲的离世,一路的艰难都过来了,而弟弟因与姐姐的距离和高差,无情地用金钱选择了割离,姐姐没有接受弟弟的金钱,也没选择逃离,面对父亲的病痛和衰老,毅然地选择了父爱,人性的光辉得以彰显。显然,弟弟的决断,完全背离了人之常情即生活逻辑,我个人以为,这样不合常理的处理,不仅没有凸显姐姐隐忍的人性力量,反而让人因对这样的力量存疑而打折。

    城市在长大,作家也在长大,变得成熟。东一街,可能跟着时代的变迁而消失,但记忆里的东一街不会消失,阅历的丰富,东一街也不会成为枯井,裁缝店长成了时尚店,纸片长成了微信,穿越了,就是一片富矿,生活化的捕捉同样会成就大作。

    由此,我期待崔晓琳能在生活逻辑和文学规律之间找到合适的距离,即如她自己所说“所有的聚散都是为了寻找合适的温度”,这个温度,就是人性的温度,也是生活的温度。

     

     

    责任编辑:晏子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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