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万山红遍》的新时代纪事与新方志文学的历史担当

杜国景

《看万山红遍》是欧阳黔森深怀乡愁深入现实，以文学的手段反映“汞都”万山历史巨变的纪实之作。铜仁是欧阳黔森的故乡，铜仁万山这座举世闻名的“汞都”，曾给作家带来无尽的自豪与遐想，但是，因为万山地处武陵山腹地，山高坡陡、沟壑深切、交通不便，原来的自然条件很差。随着二十世纪末汞矿资源的枯竭，贫困开始成为万山挥之不去的阴影，这时的万山，给欧阳黔森留下的，就是深深的无奈、失落和焦灼了。而今天，正如《看万山红遍》所写到的，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贵州各方面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随着精准扶贫战略的全面展开，铜仁万山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欧阳黔森讴歌新时代英雄业绩的澎湃思绪与火热激情，又开始燃烧起来。

我们知道，关注时代变革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最重要的审美品格。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以来，推动文学创作关注现实、反映新时代历史巨变的呼声更为强烈。《人民文学》2018年推出的“新时代纪事”栏目，无疑就在这方面竖了一面旗帜。欧阳黔森一年不到就在这个栏目连发《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三篇作品,正是因为它们都具备了“诚心诚意进入现实内部”的品格，都具有“专注于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写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意蕴和时代特征”的审美追求。

在三篇作品中，《看万山红遍》写的是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绿色转型。这里的“万山”既是毛泽东诗词的英雄主义情怀，也是曾经的中国汞都的地名。同时，万山还有欧阳黔森“乡愁”的情怀寄托。这里的“乡愁”，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游子怀乡、思乡，而是融入了生态自然、现代化速度、脱贫致富奔小康等中国社会和谐共生远大理想的乡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所蕴含的乡愁。这里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是一种既往开来的博大胸怀。

《看万山红遍》写精准扶贫，写万山的旧貌新颜，聚焦点是人的精神风貌，是人在坎坷曲折中昂扬的斗志和远大的胸怀。这样的作品，一如欧阳黔森的小说、散文和影视创作，流淌着英雄主义的激昂旋律。其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万山汞矿的干部职工面临企业困境时的顽强坚持，是2008年那场大凝冻带给万山汞矿干部职工和普通农户的严峻考验。当时脱贫尚且无期，自然灾害又铺天盖地，对万山人来说，这无异于雪上加霜。然而，在最困难的时候，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习近平来了，他带给大家的，是中央和全国人民的慰问，是直透心田的温暖和鼓舞。《看万山红遍》把这一个时间节点看作万山区所有变化的新起点，不仅万山区发展规划的新高度，招商引资的新速度、新机遇从这里开始，就是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老龄学员余秀英、普通职工李来娣的新生活，陈昌旭、田玉军、吴泽军、杨尚英、田茂文这些从市委书记到社区支书，从副镇长到普通干部的新思想和新追求，也从此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一幅新时代万山建设的新画卷，从那时起便在万山人的心中酝酿了。

让欧阳黔森倍感欢欣鼓舞的，是短短数年时间，万山便从资源枯竭型城市向着绿色未来开始了华丽的转身。万山的绿色转型，不但不同于欧美、日本的同类模式，同时也有别于西部和国内其他资源枯竭型城市或地区。了解这些成就后，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就万山的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他们走过的路子，同时也寄予了更加深切的希望。

为更深入地描写万山人的精神风貌，欧阳黔森在告别九丰村支书张美明之后，接着探访的，是大山深处的中华山村、夜郎村。为此，他登上云盘山、中华山，结识了全国劳模、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中华山村的村支书毛照新。正是这位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过的村支书，创造了中华山村脱贫的新模式。欧阳黔森注意到，像毛照新这样道德高尚、胸怀广阔的乡村基层干部，不只一个两个。在夜郎村，冯忠情、张小进、刘永奇这些种植大户、致富能手，嘴里常提到的，就是区里的科技副乡长，是万山区委书记、区长。没有这些干部的带动，光有好的扶贫政策也是不行的。某种意义上，《看万山红遍》正是这些好干部的光荣榜。作品的现实主义情怀，正体现在对这些干部精神风貌的生动描写和热情赞誉上。万山的脱贫致富，汞矿的绿色转型，新型农业及旅游业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基层干部的努力推动与广大群众的热情参与。而在这翻天覆地的变化后面，是领袖的关怀、是党的引领。除了对万山区扶贫、扶智的全方位叙述，对从习近平总书记到党的各级干部群众的生动描写，《看万山红遍》的现实主义品格，还在于能给读者带来一种启发，那就是“方志报告文学”或“新方志文学”价值与意义。

我们知道，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称得上是翻天覆地、有目共睹。在贵州，城镇化带动，大数据产业支撑、高铁与高速公路建设、能源开发等系列发展战略，也正在令这里的经济社会、人文历史、山川地貌、多彩文化发生深刻的历史性巨变。即使是游子归乡，所看到的，也都是陌生但焕然一新的家乡。和全国很多地区一样，一个非常突出的事实是：贵州几乎所有地、市、县新编写那批的地方志，包括省志，已明显跟不上现代生活变化的节奏，更不用说明清和民国时的那些老旧志书。在这样的形势下，用文学手段记录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动，实际就已经具有了方志的品格。这类作品既具有纪实性、时效性、新闻性，又是在用文学的语言、文学的方法来反映现实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真人真事，符合文学的审美规律。这类作品既是对扶贫攻坚奔小康的时代精神的呼应，又是对地方志记录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因此，对“地方性知识”结构性变迁的文学性、新闻性、时代性、史志性、连续性、文献性表达，就是我们对“新方志文学”的一个基本界定，它具有史传文学的某些特点，又符合报告文学的要求。

如前所述，《看万山红遍》首先是对万山历史巨变的文学性、时代性、新闻性、时效性叙写，另外，在写“汞都”万山的历史时，基本就是以地方志作参照和对比来展开叙述的。这些叙述，欧阳黔森很自信地在“验之方志”“稽之地图”。比如写“中华山”“云盘山”和丹砂，他就多次引用《万山志》和明万历《铜仁府志》。这在地方志中都有确切的记载。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方志与文学是近亲，关系一直很密切。地方志的“艺文”部分，跟文学的关系最直接，其内容或者与文学家的经历、传记有关，或者收录他们的作品，那都是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资料。有些地方志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最著名的例子是《水经注》和《洛阳伽蓝记》《两京赋》《三都赋》等。左思在《三都赋》的序言中并且明确说，他的《三都赋》是按方志、按地图来写的，这便是“验之方志”“稽之地图”的由来。另外，地方志所记载的事物，很多是可诗歌散文的题材，与地方人文历史、名胜古迹有关的诗文作品，可谓不胜枚举。明清两代的地方志中，大量地收录了“八景”“十景”之类的“景观诗文”。直到现当代，这样的例子仍然不少。独特的地方自然地理与人文历史，能够唤醒诗人沉睡的诗兴，而景观诗文反过来亦可提升地方史志的文化品相，让它们享有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诗以地兴”或“地以诗传”的现象，并不鲜见。文学与方志之所以能放在一起产生关联，主要是因为它们都有对“地方性知识”的结构性、整体性变动的关注、记述和表达，都有乡土情感的最终依托。但尽管如此，仍不能把“新方志文学”直接等同于地方志。文学与方志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功能，写法不同，成规也不一样。《看万山红遍》与旧方志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不仅记录“地方性知识”的变迁，不仅是当地风俗、传说、物产、舆地的简单追叙和介绍，它更在意现实变迁。如果说旧地方志的一大特点是只关注结果的话，那么像《看万山红遍》那样，文学描写地方事物，叙述地方的历史巨变，注重的是现实，要呈现的是过程，它需要呼应时代精神，需要撷取历史性变迁过程中时代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给地方带来历史性巨变的人的性格、心理与精神风貌。《看万山红遍》就是这样，它既写精准扶贫及精准扶贫过程中感人的情节和细节，刻画人物的心理、性格和精神风貌，又在描述“地方性知识”的整体性、结构性变化时，着眼点始终不离地方的建置沿革，以及经济社会、山川地理、物产、风情、风物、风俗、掌故、传说，这在写法上是一种新的尝试，是面向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中国式表达，是一篇为地方立传的作品。也许作家没有“新方志文学”的自觉，但地方文化自信非常强烈，“新地方志”的叙事效果很明显。

“新方志文学”也许有点标新立异，但相关说法是有的。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出来之后，就有人给作品命名为“新方志小说”。还有更多的作品被称为“新方志报告文学”。如韩作荣写长沙的《城市与人》，这些作品都是写城市或乡村的前世今生，都是为现实立传的作品。其他如族谱、家谱、志书类的报告文学，近年也出现不少，被人称为“史志报告文学”。用赵瑜的话说：这样的作品也具有新闻性和现实性，可以引导报告文学作家从对历史幽深之处的追索和探问开始，最终回到对现实性的关怀上来(《赵瑜<革命百里洲>——关于农民话题和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专访》，《报告文学》2004年第1期)。